农民工卧底“血汗工厂”维权
2008-10-09 阅读次数: 字数: 0 来源:
速读：他，一个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工，一旦意识到自己的权利被侵害，就开始孤身卧底，一步一步地根据法律去收集公司侵权的证据。
2008年8月31日晚，24岁的黄伟木拿着一个包走出工厂大门。他的手中有从这个制衣厂领取的4个月的工资4203元钱。黄伟木看着工厂大门，心想，“我应该拿到47201块钱，欠我的那些钱先存在你们那里。”
没有人知道，这个勤勤恳恳在生产线加班的年轻人在这家制衣厂做了4个月的“卧底”。
农民工卧底“血汗工厂”维权
“我经常会冒出英雄主义的火花”
2008年3月5日，还在广东一家化工厂做推销员的黄伟木，看到报纸上的一篇社论。这篇针对新《劳动合同法》的社论，称“劳工权益被虚假地代表，被多方面束缚，被习惯性漠视”。这段话让这个“每天坚持看一份以上报纸，喜欢关注民生”的农民工心里一震。“我可以用一种非传统的方式站出来，为农民工的权益做点事。”黄伟木心里想。
黄伟木所想的“非传统”方式，是“通过网络造成舆论压力向资方施压，让血汗工厂整改。”这个从2002年开始接触网络、每天阅读网络新闻、关心媒体动态的农民工决定选择一家工厂，做一次“卧底”。
“我经常会冒出英雄主义的火花，有时候就想自己是个蜘蛛侠什么的，拯救世界。”黄伟木穿着白衬衫黑西裤，用广西口音的普通话笑呵呵地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2008年“两会”之后，女首富张茵对于“血汗工厂”的辩解，让黄伟木觉得是“资方在咄咄逼人”。他决定开始行动。
3月中旬，黄伟木找到自己在化工厂的老板，称“自己有更好的发展”，辞去了这份每月2000多元工资的工作，寻找“卧底”目标。
“我家附近的一家制衣厂长期招工，我轻而易举就被雇用了。”黄伟木说。他所选择的工厂名叫汇晟服饰有限公司，原名为广州长缨服饰有限公司。黄伟木前去应聘时，这家工厂正在更名迁址。
黄伟木特意前往公司新址，“工厂大楼还挺漂亮的，应该挺正规吧。”他想。在他的计划里，如果面试时发现这家工厂用工规范，他就会选择离开，因为他“不是来挣钱打工的”。
工厂叫黄伟木去面试，进到工厂，他直接被带往车间，30多个工人都在干活。他被要求打扣眼钉纽扣。2003年他曾经有过制衣厂的工作经验，顺利过关。他在空隙里问其他工人，“你们签没签劳动合同？”对方说，“没有。”他又问，“那社保呢？”“啥是社保？”黄伟木觉得“一下子就找到了这样的厂子”。
他所在部门的组长称“目前这个岗位不缺人”，厂长看在黄伟木是熟练工的份上还是让他留了下来。
黄伟木赶紧问，“工资呢？”
“工资是计件的，多劳多得。晚上加班额外一个小时补助5毛钱。”
“那有休息吗？”
“有休息，星期天晚上不用加班，平时有急事可以请假。”
黄伟木“满意”地留了下来。
卧底之旅
汇晟服饰有限公司坐落在广州番禺区石基镇茶东村。厂房门口有铁栅栏门，大门最左边有一间传达室，可以看到两三位保安人员。如有生人进入，则有保安查问身份。主楼一侧有一座二层小楼，一层为食堂，二层是宿舍，每间宿舍有6到7位工人居住。普通工人每餐收取一元五角，组长免费，住宿收取水电费。
早晨8点，黄伟木坐在尾部车间的凳子上开始工作。他给自己定了规矩，“多了解其他工人，尽一切可能隐藏自己的身份和目的。”月底，他计算了一下，第一周他赚到300元钱。
4月份是服装厂的旺季，每天加班。4月4日，清明，法定假日，照常上班，没有接到3倍工资的通知。有工友在一旁嘟囔，“朋友都放假，就我们这里不放假。”车间主任听到了，走过来说，“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规矩，你在这里工作，就要遵守这里的规矩。”黄伟木认真打着扣眼，默不作声，想，“总有一天你们得为不规矩的规矩付出代价。”机器在布料上运行，一切如常。
黄伟木从开始就已经计划好要拿到这几方面的证据——自己与厂方建立劳动关系的证据；工资证明；自己认真工作的证据。因为没有劳动合同和工资条，黄伟木自己花500元买了一个SONY的MP4，带有摄像功能。他装作看视频，拿着MP4到处录像，为工友拍照，别人以为只是留念毫不在意。工友们都知道他的MP4里有一部《集结号》，而不知道还有大量的“证据”。
按照厂方规定，工人每月有一天休假，但要拿工作卡找厂长签字。这个措施让黄伟木高兴了一阵。
4月的最后一天，他对保安说自己要休息一天，拿了工作卡偷偷走出厂门，扫描之后存入U盘，又找网吧上传到网络硬盘，删除U盘记录。“销毁证据，万一哪天被发现就麻烦了。”黄伟木觉得真正的“无间道”就应该这样警觉。
黄伟木为了证明认真完成工作，每天很卖命，4月份的工资全组最高，1462元，其余几个月为600元到1300元之间。8月底，因为过敏性皮炎越发严重，黄伟木也觉得所有证据均已搜集到位，提前一个月结束“卧底”。他感到，自己成为“英雄”的时刻开始了。
“和其他民工没有共同语言”
黄伟木想成为一个英雄不是偶然冒出的想法。在他看来，如今他能做出这样的事和他的童年有颇多关系。黄伟木1984年出生在广西贵港的一个普通农家，“生活比较贫困”，他儿时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作家。
初中毕业时，家中负担较重，尽管他收到了高中录取通知，但父亲没有让他继续读书。从那之后黄伟木离开家乡开始打工生涯，经过6年的漂泊，黄伟木说：“我现在能理解父亲的做法。”
黄伟木在服装厂做卧底的4个月里，特意给自己的手机办理了停机保号的业务。“断掉和外界的联系，我就是担心别人有什么事破坏了我的这个计划。”黄伟木说，在他的心里这个计划是“神圣的”。这段时间没有人能找到他，过一段时间他会到网吧上网，偷偷在QQ空间里写下“卧底”的心路历程，但并不开放空间，有待一日他期望自己名闻天下。只是偶尔他会给广西家中的父母通个电话，告诉他们“一直在化工厂上班，一切都好”。
黄伟木有时也有些愧疚，他已经5年没有给家中寄过钱。黄伟木的父亲曾在外打工多年，如今年过五旬，已回乡种地为生。他的姐姐和弟弟都在广东打工。这样的家庭给黄伟木提出的要求是“多挣点钱，置些家当早点成家”。因为“理念”不合，他和家里一度闹得很僵。去年，他曾回家一次，和乡亲聊天，乡亲们觉得他“很有思想”。他和父亲深谈，表示“自己还年轻，想搏一次。现在是没能力孝顺家里，以后成功了，会更好地孝顺。”
在制衣厂“卧底”，他尽可能不和别人表露心扉，有年轻人和他开玩笑，问他“看上厂里哪个女孩”，他就拿出一张和朋友孩子的合影给别人看，说，“这是我儿子，都上幼儿园了。”糊弄过去不再纠缠。但是他会想办法了解工友的想法，比如建立一个叫作“缘聚长缨”的QQ群，把工友都拉进去。“他们都喜欢在空间里写自己的感受，我可以多了解一些。”黄伟木说。
黄伟木是8月31日离开工厂的。当天他还在车间干活时，他的组长和手下的工人抱怨，“听最近的新闻说，如果没签劳动合同，一个月应该补两个月的工资”。一直闷不做声的黄伟木突然冒了一句，“只要你们支持就行了。”组长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也没有多想。
第二天，组长就和其他工友一起接到黄伟木的短信，同时也看到网络上的热议。过了两天，有劳动部门前来检查，要求暂时停工。
工厂经理把几个组长叫去开会，要给大家补签合同，但是日期写的是从5月份开始。经理对这些处于工厂中层的组长们说，“我们把你们福利提高了，我们的厂就越做越小；倒闭了，你们到哪找工作呢？”
黄伟木的组长最终没有补签合同。他认为如果签署了这份日期为5月开始的合同，就意味着拿不到以前的补偿金。
按照黄伟木自己根据《劳动合同法》严格计算的薪酬标准，他工作4个多月的时间应得工资47201元，但他只拿到4203元钱。只工资一项，如果严格按照规定执行，工厂成本就会是现在的10倍。这对于面临着产业升级的劳动密集型工厂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压力。“我知道工厂的压力，但也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啊。”黄伟木说，“我不是想把厂子搞垮，也不是想鼓吹劳资对立，就是想让他们能自觉依法整改。”
现在，黄伟木已经拿着掌握的证据到劳动仲裁部门立案，案子将在10月8日开庭。他的证据中就有他自己所统计的加班时间，从4月进厂到8月底离厂，工作日加班237个小时，休息日加班376小时，法定假日加班10小时。
立案之初，黄伟木很担心“潜在的暴力威胁”。于是他大量在网上发帖，主动联系媒体，“想用舆论声势保护自己”。工厂方面始终保持低调，工厂经理3次挂断记者电话，只留下一句话，“这件事情清者自清。”
从工厂离开后，黄伟木一直没有工作，收集了众多材料和各路记者见面。他并不担心自己的未来。“我创造了社会价值，我觉得我都可以靠这个创业啦。”黄伟木说，“比如做一个公益维权网站，有一点钱可以正常运转就可以。”
他现在做的事情就是等待仲裁结果，也做好走上法庭的准备。“我要等到这个事情了结，才去做别的工作。”黄伟木说，“我现在就靠积蓄生活，虽然没什么积蓄，我就是借钱也要把这个事情做成功。”
（据《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