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真是骗财劫色吗？
2007-08-15 阅读次数: 字数: 0 来源:司马相如真是骗财劫色吗？
周海彦 李永强
前不久，河南大学历史学教授王立群先生，在央视10频道开坛讲演，振振有词，将传颂千年的“情圣”司马相如丑化成一个“伪圣”，把“千古爱情佳话”演绎成了一个“先劫色后劫财”的骗局。
文君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女子，她是不会轻易“上当受骗”的，即使上当也是上“爱情”的当，这种幸福美丽的“当”，笔者认为值得，只要是和自己心爱的人生活在一起，物质生活匮乏又算得了什么呢？只要夫妻恩爱，生活清苦同样也是幸福的。要不然千金小姐岂能布衣裹身，做饭烧汤，才子又怎能当街叫卖，用握笔的手酿酒呢？
“司马不在的日子，文君就慵懒起来，日上三竿之后才缓缓而起，弄妆梳洗迟。” 女为悦己者容，司马相如不在，她打扮给谁看呢？这难道不是真爱，是骗局？而司马离开文君之后，到洛阳开始了他文学生涯中最为璀璨的时光，并非成天“花天酒地”，要不如何能写出名满皇都《子虚赋》，让这个男人用他的才华为自己赢得了千古的美誉。
《汉书》记载王县令请司马相如写的是“相如为不得已而强往”，“为”者“伪”也，即司马相如故作清高，假装不愿去赴宴。那么，司马相如为什么不愿去呢？众所周知，司马相如是在无法维持生计的落魄之时应密友王吉之邀来到临邛的，在当时等级制度下，司马相如不去或者是不敢去赴全国首富卓王孙的宴，是情有可原的，更是男子汉骨气的体现；当爱上了新寡的卓文君后，虽然司马相如深知根本养不起千金小姐卓文君，但是“爱”迫使他采取了大胆的行动，带上文君“私奔”，如果为了骗财，他何不去取悦“老岳父”来得更直接？
说司马迁偏爱司马相如才华，不把司马相如这个密谋揭示出来更是无稽之谈，作为一代良史，司马迁肯定不会违背史学家秉笔直书的原则。
司马相如成就“情圣”之名，就是因为他与卓文君演绎的传唱千古的《凤求凰》爱情故事。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凤求凰”的典型意义在于，他们才子佳人，成为历代爱情文学作品的标本，演变成了中国爱情文化的图腾。“琴挑文君”既浪漫又独具传奇色彩，成为后世男女追求爱情的理想版本，如今皆以“琴”寓“情”；“夜奔成都”，既大胆抗争又果断追求自由幸福，演绎了经典的爱情神话，成为世代恋人追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光辉典范；相如“当炉卖酒”，文君“临街涤器”，既现实厚重又坚强执著，是中国式家庭奋斗的生动写照；“数字诗”曲折迂回，但恰恰体现了司马相如在“一妻多妾制”的封建社会坚守真爱，从一而终的伟大情愫。而这一缠绵悱恻，荡气回肠的美好爱情，在王教授的嘴里却成了“恶汉”与“淫妇”的奸邪所为。这是对所有爱情男女的无端伤害，是对高贵爱情的无情亵渎。
我们姑且不论王教授的论断是否可靠，而要看她给我们带来的文化教养，是否值得传颂和弘扬。“情圣”不仅仅只是一个华丽的称谓，最重要的他已经成为我国爱情文化的象征，已经根深蒂固，有着重大深刻的现实意义，但却被王教授站在封建卫道士的立场，以捕风捉影式的推论糟蹋了。按照王教授的逻辑，所有美丽有钱的姑娘恐怕都要背上被欺骗的名声？所有制造浪漫恐怕都是恶汉骗财骗色的伎俩？由此看来，当年“唐伯虎点秋香”也难逃嫌疑，“董允戏七仙女”就是耍流氓，而“梁山伯与祝英台”则是非法同居……
历史任人评说，但当“情圣”沉淀为滋养心灵的文化煲汤时，作为“有良心的学者”应该丰富其内涵并发扬光大。可在恶整历史，恶搞名人成为某些人制造噱头，夺人眼球，骗财骗色的流行手法时，自诩为“有良心的学者”的王教授也按捺不住，急不可待地跳了出来，而他也成了敢于在“圣贤”头上动土的第一人。此番将“情圣”形象彻底颠覆，将传统的爱情观翻转，他的社会责任感似乎与他的人文学教授头衔毫不相干，他的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似乎与他的人文学教授头衔也毫不相干，而他的学者良心何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