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月只能吃一斤肉的那段岁月
2008-07-04 阅读次数: 字数: 0 来源:
每个月只能吃一斤肉的那段岁月
实习生 周静 本报记者 李奎
昨（3）日上午，83岁的市民何光璧和老伴一起来到市宁安巷农贸市场，挑挑选选买了两斤肉，一斤瘦肉，一斤半肥半瘦肉。老两口计划将瘦肉炒肉丝，半肥半瘦肉做成儿女爱吃的回锅肉。
“30年前吃肉可不是这样，想吃就吃，想买多少就买多少，当时一个人一个月只能吃一斤肉。”何光璧说。
凌晨四五点钟，市民就端着小凳子排队等着买肉
何光璧曾经是南充市食品公司经营部经理，老人回忆说，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南充市民吃肉一直很紧张，当时整个南充城区，一天最多能够宰杀七八十头生猪，最少的时候只有四五十头。因猪肉供应很少，市民吃猪肉一直实行限量供应，每位市民每个月只能供应一斤猪肉，如果买内脏或者猪头、猪蹄，则可以买3斤。市民凭票购买，每年一次性发12张肉票，管一年12个月。
“刚生下来的小孩也有份，因为考虑到其母亲需要补身体。”何光璧说，为了给市民供应猪肉，当时南充市食品公司在莲池路、人民中路、五星花园、大北街等街道上，设立了6个经营门市部，一市场和二市场里面也设有猪肉供应摊点。其中，莲池路因为位于食品公司总部，门市部最大，几个门面都在卖肉。
据老人回忆，上个世纪70年代，南充全城每天只能供应七八十头猪的肉，除去几个大厂，如丝三厂、丝二厂、炼油厂，以及机关单位、大中专院校食堂后，能够拿到门市部供应的也就不多了，为了买到猪肉，每天凌晨四五点钟，就有市民端着小凳子，到各个门市部门口排队等着买肉，早上开门后，门口至少有20多人在排队。有些时候，一些市民因为抢位子，还会发生争吵。
何光璧的老伴殷连芳，退休前在原南充市冷冻厂工作。老人说，那个时候猪肉供应紧张，去晚了就基本上买不到，就是排队也不一定买得到。尽管丈夫当时在分管猪肉供应，“手握大权”，可是全家人仍然沾了不光。“我生小女儿的时候，为了给我补身子，有一天，哥哥凌晨四点过就去排队买肉。”老人说，当时自己在冷冻厂搞检验，每天要检验上千斤猪肉，但是从不敢拿走一小块，只能拿票买供应猪肉。
不过，殷连芳老人回忆说，当时尽管南充市民吃猪肉困难，但每年仍然要组织不少猪肉出口，最多的时候，每天达到100多头，当时主要出口到前苏联、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还要拿猪肉跟古巴换白糖。
价格便宜，农民卖猪奖励肉票
上世纪70年代，南充的供应猪肉价格为每斤0.74元，市民如果买一斤肉，只有一大半是好肉，还要搭上二三两“肚皮肉”等孬肉。
当时农民养猪技术较差，猪的品种也不好，农民养一头猪要一年时间才能养到150斤左右，为了鼓励农民养猪，农民在卖猪时，政府除了按每斤0.5元的价格收购外，还要奖励肉票，一般情况下，农民卖一头150斤的猪，政府要奖励30斤肉票。“当时，一些农民拿到肉票后，都舍不得自己用，转手就卖了。”何光璧说，直到70年代末期，随着猪肉供应紧张状况的逐渐缓解，那个时候，农民家中如果养有两头猪，还允许留一头自己杀了吃。
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南充猪肉供应紧张才稍微得到缓解，这个时候，遇到一些单位搞庆典等活动，以及一些机关单位食堂、大中专院校申请，还可以多“批”几斤甚至几十斤猪肉。1981年后，南充的猪肉基本上就能够满足供应了，开始“敞开卖”，市民要多少有多少。
有肉有油，冷冻厂成了市民向往的单位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殷连芳在原南充市冷冻厂上班。老人回忆说，因为在冷冻厂上班很辛苦，一天到晚干的都是力气活，工作环境也较脏，因此，厂里的“福利”较好，允许职工将一些出口猪肉后剩余的骨头熬汤喝。
“骨头汤熬出来后，上面浮着一层油。” 殷连芳说，当时厂里不少职工在喝汤时，都会随身拿一个小杯杯，将面上的油打捞出来，放进小杯子里，下班后拿回家给家人吃。“就是因为在冷冻厂上班有油吃，当时许多市民都想到冷冻厂上班。” 殷连芳说。
何光璧也曾经在冷冻厂当过厂长，老人回忆说，有时候剩的骨头较多，熬出的汤中油也较多，厂里就会把这些油统一打捞出来，悄悄放在厂里。后来，不知是谁走漏了消息，当时的南充市商业局还专门派人下来查，不仅将油全部抬走了，自己为此还写了检讨。
何光璧回忆说，当时，冷冻厂有时还会将一些剩余的边角肉料熬成油，这样，一些市民又打起了油渣的主意，常常找人批条子，想弄点油渣走。不过，这些油渣主要“批”给了为厂里拉猪的司机，以提高他们拉猪的积极性。
大人将肉让给孩子吃 自己吃得很少
30多年前，市民郭先生在苍溪县读书。郭先生说，在那个年代，不仅南充城区吃肉紧张，其他县城吃肉也很紧张。
当时的苍溪县城内虽然有市场，大街上也有人卖菜，但全是卖素菜，没有人卖肉，要想吃肉，必须去县城的食品公司开设的门市部里购买。“当时可不像现在，想买多少就买多少，也和南充城一样，完全是凭票才能买到猪肉，买肉时一样要排队。”郭先生说，当时整个县城人口不到万人，每天只杀几头或十来头猪，也只有县食品公司下属的一个门市在卖肉，别无他家。所有县城居民，每人每个月也只发一斤肉票，只能限量购买一斤肉，只是过春节那一个月，才有两斤肉票，可以买到两斤肉。
“当时发肉票，也仅仅限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还没有肉票。”郭先生回忆说。当时买肉也不像现在，可以随到随买，必须排队买肉，因此，每天县食品公司门口排着长长的买肉队伍，也是县城一道景观，有时候要想买到肉，甚至还要排几个小时的队。
不过，在郭先生的回忆中，当时肉虽然很紧俏，但一点也不贵，才卖每斤0.66元，只有现在肉价的二十分之一，非常便宜。
郭先生说，那个年代，一个家庭一般都有四五口人，以四口之家来算，一个月就有4斤肉，因此每个星期可以吃一回肉，每次吃一斤。因为肉紧俏，许多家庭买了肉后，都会炒成肉丝，或者回锅肉吃，很少烧红烧肉，因为烧成红烧肉，就只有十来块，两下三下就吃完了。
在饭桌上，许多家庭的大人会将肉让给孩子吃，自己吃得很少。“因为肉少，孩子也舍不得吃。”郭先生说，孩子常常会趁大人不注意，将肉特别是瘦肉埋在饭下面，或者是放到衣兜里，然后在上学路上，或者是玩耍时，再将这些瘦肉拿出来，一点一点地撕着吃。
单位食堂师傅为平均分肉而费神
据郭先生回忆，因为肉紧俏，当时的一些单位食堂，也是规定每个星期才能吃一回肉，每到吃肉那天，一些职工就早早来到食堂排队。
“当时案板上一字摆开了许多盘子，厨师端着一盆炒好的肉，依次给每个盘子分上一勺子，旁边排队的职工，一个个将脖子伸得老长，看哪个盘子里的肉多，哪个盘子里的肉少，看哪个盘子里的肉要肥些，哪个盘子里的肉要瘦些，哪个盘子里的油要多些，哪个盘子里的油要少些。”郭先生说，每次分完后，厨师总是会将每个盘子再打量一番，如果发现哪个盘子里的肉多了，就会立即用筷子夹两片出来，放到肉少的盘子里。这个时候，一些职工也在旁边喊道：“这个盘子里的肉要多些，这个盘子里的肉少了。”弄得师傅很费神，要分好半天，才能让职工基本满意。
“权力”很大， 卖肉“刀儿匠”走俏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如果能在食品公司上班，那是一份让人羡慕的工作。特别是食品公司的卖肉师傅，当时称为“刀儿匠”，“权力”很大，也特别吃香。
因为肉紧俏，这些“刀儿匠”在卖肉时，如果遇到熟人，他们就可以在秤上做些“手脚”，比如红点秤等。郭先生回忆说，当时市民在排队买肉时，有时还可以看到，一些人对着铺子里的“刀儿匠”使眼色，这时就会看到，“刀儿匠”迅速割下一块较好的肉，放到案板下面，轮到这个施眼色的人买肉时，“刀儿匠”就会将事先放在案板下面的肉拿出来，卖给他。
市民成先生也清清楚楚记得，1972年，当时自己16岁，有一天晚上在“练功”时，不小心摔断了一只手臂。第二天，家人想给他补充营养，养养身子，打算买几斤骨头熬汤喝，但却没有票了。
情急之下，成先生想起自己一名小学同学的父亲，在当时的南充市第二人民市场当管理人员，和市食品公司在市场内卖肉的“刀儿匠”相当熟悉。成先生立即找到这位小学同学去“走关系”，最终通过“开后门”，“批条子”买了3斤筒子骨。“我一直记得很清楚，当时的筒子骨每斤卖9分钱。”成先生说，在随后一个月时间内，他又通过同学的父亲，走了几次“后门”，先后买了几次肉和骨头熬汤喝，因为油水充足，身子也很快康复了。
上个世纪70年代末，猪肉供应紧张稍稍有些缓解，但仍然需要凭票买肉，每个月仍然只有一斤限量，只是在门市部买肉时，市民如果给钱，就可以多买二三两。郭先生说，当时人们的工资普遍在每个月20元—30元，最高的可以达到每个月40元—50元，因此，每个月多吃一点肉，经济上还是能够承受的。
货真价实，饭店卖肉每份3角钱
郭先生说，上个世纪70年代末，整个苍溪县城也有两三家国营饭店卖肉，全部是炒好的肉，每份最便宜3角钱，最贵4角钱。“不过，要想在这里买到肉，也必须是熟人，或者有关系才行。”郭先生说，因此，一旦家中来了客人，主人就会端一个碗，去饭店买份肉回来招待客人。
那个时候，买一份肉，里面全是肉，最多只有几节葱葱，或者几节蒜苗，其余的全是肉，不像现在，在饭店吃一份肉，里面只有几片肉，其余的全是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