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心中的“屈警官”
2007-09-28 阅读次数: 字数: 0 来源:
百姓心中的“屈警官”——高坪区浸水乡民警屈国礼的故事
本报记者 夏新
“妈妈，我回来了。”一声清脆的童音，10岁的屈琳放学了。除了书包，小姑娘手里还有3个矿泉水空瓶，1个空酒瓶。屈国礼的妻子刘碧华赶忙从女儿手中接过空瓶，迅速塞进一个蛇皮口袋里。
9月27日，记者来到高坪区浸水乡民警屈国礼的家，正好看到这一幕。记者上前打开口袋一看，里面全是空瓶子，旁边还有一个蛇皮口袋，里面装满了烟盒、废纸、旧报纸等。“可以卖多少钱？”记者问。刘碧华低着头没有回答。屈琳抢着说：“瓶子一角钱一个，废纸两角钱一斤，一个月可以卖30元。”
“记者同志，你千万莫写进去，老屈是警察，别人会笑话我们的。”刘碧华抬起头急切地说，“平常我都是悄悄在街上捡，怕有人笑我这个警察妻子。但家里养了3个孩子，欠了几万元债，卖点废旧物品可以给娃娃们补贴些学费。”刘碧华竭力维护着丈夫的形象。
记者看到，屈家共有3样家电，一台25英寸旧彩电、一台VCD、一个锈迹斑斑的吊扇。记者按下开关，吊扇哐当哐当地转起来。一家五口人只有一个单门衣柜，刘碧华解释说：“没有多少衣服需要放起来。”堂屋堆着10来个冬瓜和南瓜，是刘碧华借用别人家废弃的花台种的。“够吃一个月了。”她说。
这是一个窘迫而温馨的家，记者很难想象，它的主人曾经是乡党委书记、乡长、派出所所长，如今又是肩负着52平方公里、21个村、2万多人平安责任的山村民警屈国礼。
27日浸水当场，屈国礼照例在街上巡查，记者远远地跟在他身后。浸水场不大，20来分钟就可逛完。就在这不足800米的街场上，沿途都不断有村民和商贩主动和老屈打招呼，记者留心数了数，老屈半小时内握了35次手。
记者拦住一个50来岁的村民，并与他随便聊了起来:“你和屈警官很熟，是一个村的吗？”记者问。“不是哟，我是金花村五组的。老屈哪个晓不得嘛。”村民邓民建说。“为什么你们都知道他呢？”“他以前是我们的乡长，辞了官来当的警察。莫得哪个有他这么拼命哟，又吃得亏。去年袁家梁发生火灾，他半夜都赶去灭火，手都烧烂了。”邓民建一边摇头一边说，“我宁愿挖锄头，也不愿意去搞他那个工作，太累太苦了，还得罪人。但是，我觉得警察就该像他那个样子，那才真正是人民的警察。”
三份“雷同”的辞官申请书
当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是屈国礼小时候的一个梦想。高中毕业时，屈国礼曾经回到老家浸水乡务农，先是作村里的治保主任，通过考聘又成为乡蚕桑员、公安员，后来担任了副乡长、乡长、党委书记。
由于浸水乡离当时治安管辖10多个乡镇的片区派出所很远，加上警力太少，平时很难看到警察到浸水来，乡村工作中遇到麻烦事，特别是发生群体性事件时，干部群众十分需要警察，盼望警察能尽快赶到。1993年11月，乡上发生一起群殴事件，屈国礼赶去处置，斗殴者中有人冲他叫嚣：“你是乡长又怎样？又不是警察，你能抓我们、铐我们吗？”这件事深深地刺激了他。他常常想，与其这样盼着警察来，不如自己就当一名乡村警察，实实在在地保一方百姓的平安。
1994年初，四川省为充实一线警力，基层公安机关扩编。屈国礼听到这个消息后，当晚激动得睡不着觉。12岁的女儿屈红一觉醒来，看见堂屋还亮着灯，便跑过去察看，只见父亲正趴在桌上写申请。令屈红觉得奇怪的是，三份申请的内容竟然一模一样，只是其中两份后面的年月日留着空。她好奇地问：“爸爸，你怎么写了三份雷同的申请书啊？”屈国礼语气坚决地说：“第一份如果区上不批，我就把第二份交上去。第二份如果还不批，我就把第三份交上去。爸爸这回一定要当上警察。”
当时有这样一个规定：科级以上干部不能转行到公安，如果本人一定要求转，则不能保留原职级待遇。即使这样，屈国礼也没有改变理想。第二天一早，他就到区委组织部门口候着了，再三向组织表明心迹，坚决要求辞去乡长职务。
1994年6月，他终于如愿以偿，身穿警服，头顶国徽，当上了一名普通的乡村民警。如今，48岁的屈国礼一直坚守在以他名字命名的老君派出所屈国礼警务室岗位上。
“屈氏打架成本计算公式”
管治安，少不了碰到打架斗殴。屈国礼总是在接到报案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但他也清楚，制止和处置只是治标，要治本，还得从防范上下功夫。他最有名的防范招式，就是公示“打架成本”。
最初的灵感来自刚到警务室当民警时发生的一件事。那是2006年8月，浸水的大姓龙氏家族，有个青年龙某某，与场镇居民杨某发生纠纷。双方互不服输，定要组织各自的“人马”打一架，分个高下。村干部从中调停无效， 屈国礼赶过去，也说服不了双方。一场流血械斗即将展开。心急如焚的老屈第一次遇到了他从警十年来难以解决的问题。
怎么办？这时，他看见附近一家商铺的老板正在“噼噼啪啪”地拨着算盘。有了！老屈决定给双方“算算账”。
将双方请到一起后，屈国礼说：“你们先都别激动，听我给大家算一笔账，然后你们再动手也不迟。”双方不知道老屈要算什么账，情绪暂时平稳下来，等着他开口。
屈国礼说：“我这笔账不算别的，就算一算打架的成本。”双方面面相觑，其中一人不解地问：“屈公安，打架也有成本？”老屈肯定地说：“当然有。”他请来村组干部和群众代表，当众计算开了：殴打他人＝约10天拘留＋约500元罚款＋约1500元医药费＋拘留期间少挣的400元收入（每天40元）＋在外务工的可能被老板辞退＋将影响亲属或子女参军或上警校的政审。从政治账算到经济账，算得大家直点头。双方沉默了许久，火气也下去了不少，最后都说：算了，走了。
“这个办法好。”老屈想。以后凡是碰到有打架斗殴的，他都给人家上“打架成本”课，还把这一经验教给其他调解人员，大家屡试不爽，都说这办法灵验。于是，“屈氏打架成本计算公式”渐渐在老百姓中传开了，辖区打架事件发生率明显下降。大家说，如果用打架来解决问题，只会是人也吃亏、钱也吃亏。
民情都在“日记”中
屈国礼身上总是随身带着三件东西：手机、电话本和笔记本。手机是他的“乡村警务110”，电话本是他联系工作的“拐杖”，笔记本则是他走村串户记下的“民情日记”。
记者在屈国礼警务室采访的1个多小时中，办公电话座机一次都没有响过，倒是他的手机数次响起铃音。屈国礼说：“这个座机是半个月前局里才为我们安装的，但是村民们都已经熟悉了我的手机号码，加上我经常在外巡逻、办案，还是打手机能最快找到我。”
屈国礼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公布在联系“名片”上，在各村散发了2000多张，谁有什么危险、纠纷、困难，都会打电话给“屈公安”。“早就没有上下班的概念了，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都是老屈的工作时间。我和女儿都已经习惯了半夜响起的电话铃声。”妻子刘碧华平淡地说。
屈国礼干警务工作13年，日记从未间断过。翻开一本本日记，内容显得有些芜杂甚至琐碎：有群众托付交办的事情，有群众提供的各种线索，有日常工作的点滴记录……记者顺手摘录其中几则：
2007年6月12日 今天上午，接待了青松乡一个叫胡才兴的老人，希望通过我们找到他侄儿媳妇的儿子。经过多方查找，终于确定老人所要寻找的人是浸水乡胜利村粟春的儿子，老人非常感谢。
2007年7月7日 上午接到群众电话报案称，群山村一组黄再富养的那条狗疯了，还咬了几个人。我立即赶过去，组织人员追打疯狗。安排人把伤者送到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下午3点20分，将疯狗找到并打死。
2007年8月6日 莲花村六组的田应伍请我给他打印一个户口簿，易家民请我给他的儿子更改一个名字……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记载，凡是群众托付他办的事情，他都记在心上，件件去落实。群众也都非常信任他，有事请总喜欢打电话找他们的“屈公安”。
一张嘴与百张嘴
面对辖区形形色色的纠纷，屈国礼知道：自己即使“周身是铁，也打不了几颗钉”，要真正做到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还要充分发动干部和群众，巧借民力，共同促进和谐稳定，要让自己一张嘴变成十张嘴、百张嘴。
于是，他向乡党委、政府要“讲台”，利用召开村组干部大会的机会，留一点时间给他以会代训，传授调解技巧。在平时工作中，屈国礼特别留意典型、复杂、反复性的纠纷，他把当事人所在的村组干部集中起来，让他们既当帮手又做学徒，在实践中提高调解能力。
熊山村八组村民周菊珍和郑琼珍因口角发生纠纷，抓扯中周的牙齿被磕落，双方为医药费赔付互不相让，近两年时间没有解决好，还差点引发两个家族之间的械斗。2006年8月，老屈专程到双方家中座谈，抓住各自的心理特点，“对症下药”，讲法律法规，讲邻里之间的世故人情。
不到两天时间，双方思想终于有了转变。郑琼珍说：“只要她愿意和好，我多赔她些医药费也行。”周菊珍也说：“只要她愿意和好，我少要她赔偿些医药费也行。”就这样，被村干部称为“永远也扯不清的”纠纷圆满解决了。当然，在调解时，他没有忘记带上“学员”——附近几个村的村组干部。
通过言传身教，浸水乡治安纠纷调解队伍不断壮大，调解成功率和满意率不断上升。基本做到了“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村”。在警务室的纠纷调解室里，屈国礼在墙上贴了20个大字“脾气小一点，说话轻一点，谦让多一点，度量大一点”。他说，这既是提示纠纷当事人双方，也是提醒调解人员和我自己，心平气和、公平公正地处理好矛盾和纠纷。
从抢劫犯到社会好青年
莲花村五组的刘大国，年轻时打架斗殴、偷鸡摸狗，妻子失去信心离他而去，他破罐子破摔，后因抢劫被判刑10年。2003年底被释放回家后，他看见女儿身上没一件像样的衣服，父母患病也没钱医治，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想：再挨几天找不到出路，干脆还干老本行。34岁的他又一次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就在这时，屈国礼找上门来了。
那天是2004年元旦，刘大国正和邻居打扑克。看见屈国礼进来，所有人都起身，端开水，递凳子，刘大国端坐不动。老屈问他回来后上户口的事情，他说：“哎哟，我劳改10年都没要户口，现在要不要也无所谓。”刘大国心想，你是警察我是贼，哪里是坐一条板凳的人嘛，想说气话让屈国礼知道他不好惹。但没想到屈国礼问的全是家长里短，态度和蔼，语气温柔，刘大国先是压着反感听，渐渐地觉得这个人说话“受用”。
春节前，老屈又去看了刘大国两次，还给他买了条烟，虽然只是20多元一条的烟，但刘大国觉得这个警察瞧得起他，这让他很感动。正月底，老屈给苦于找不到事做的刘大国找了个活路，到浸水山羊市场当清洁员。见刘大国不太愿意，老屈说：“这活虽然脏点累点，工钱也少，但毕竟是份正事，你好好去干。”然后， 老屈又拿出300元钱给他，说是帮助他解决暂时的困难。
虽然刘大国10年前可以“飞起来吃人”，但是拿警察的钱，他想都没有想过，他不敢要。老屈说：“你尽管拿去，算我借给你的，等以后你凭劳动挣了钱还我，如果你实在不争气，不学好，我只当这钱打了水漂。”
送走屈国礼后，刘大国倒在床上痛哭了一场。心想：我再不争气学好，我还是个人吗？第二天一早，刘大国就到山羊市场打扫卫生去了。后来，他又用老屈给的300元做本钱，边当清洁员边学着当起“羊儿客”，走乡串户买山羊，然后吆回市场上卖。一来二往，刘大国的生意也越做越顺，一年下来挣了好几万元，修起了房子，还买了摩托车，最让他高兴的是又娶上了媳妇，还给他生了个大胖小子。
在屈国礼的感召下，刘大国真的变了。不仅重归社会，得到父老乡亲的认可，还向屈警官学习做好事。2006年3月的一天，村民张光琦因家庭破裂服毒自杀，刘大国得知后马上用摩托车把他送到高坪急救中心，医生说，如果晚来十几分钟，命就保不住了。2005年夏天，一个小女孩在家喝了一斤白酒，家里又没有大人，刘大国马上与“120”联系，并把她送到医院，垫付了车费和急救费用。后来小女孩的父母从外地回来，再三表示感谢，他收下了垫付的钱，拒绝了其他礼金、礼物。
记者在浸水乡采访时，正好在山羊市场上遇见了刘大国，他对记者说：“大恩不言谢，只要屈公安需要，我任何时候都要去帮他，不管挣钱不挣钱。”
惯盗“神偷”的末日
2006年11月17日，“飞盗”蒋勇平在浸水“栽了”。这个从外地窜到高坪区、岳池县一带疯狂作案的惯盗“神偷”，犯下盗窃案10多起，手段高超难以捕获，场镇、乡村人心惶惶。
这天，“飞盗”在浸水场一露面，就被群众举报到警务室。但是屈国礼刚好下村去了，手机也正处在信号盲区，妻子打了好几次都不通。好在老屈有个习惯，下村时都要告诉妻子去哪个村，干什么事情。刘碧华当即请刘大国骑摩托车火速前往通知。
听到刘大国报信后，老屈赶紧让他将摩托车开向一处山梁，那里手机有信号。他拨通电话问妻子：“快说，那个惯偷有人跟起没有？”“义务巡逻队的人对他身份吃不准，不敢贸然行动。那家伙几分钟前坐上开往南充的班车了。”
老屈边搭乘刘大国的摩托车追赶，边电话请求老君派出所支援。虽然摩托车速已经快超过限速，老屈还是一直在后座上高喊：“快，快，再快一点！”快到金山桥时，那辆班车终于出现在视野里。此时，老君派出所的警车也刚刚一个紧急刹车，堵在了金山桥路口。
夹击成功！老屈兴奋地跳下摩托车，与战友们冲上班车，将蒋勇平擒获。当场查获30厘米长砍刀一把，假身份证12张，存单8张，金手镯、耳环、戒指10来个，赃款赃物总价值10万余元。
两个孤女眼中的慈父
神勇的“屈公安”也有侠骨柔肠。
屈国礼有3个儿女，其中两个女儿是他收养的孤女。大女儿屈红原名杨建华，生父是一个瓦匠，1989年在山崖下躲雨时不幸遇到滑坡，重伤半年后撒手而去；生母不堪悲痛和生活压力，不久也服毒自杀。年仅7岁的小建华带着4岁的妹妹，哭得天昏地暗。
亲戚们闻讯赶来后，并不关心两姐妹的命运，反倒为遗产问题闹得不可开交，惊动了村里和乡上。当时是浸水乡党委书记的屈国礼，赶到杨家处理纠纷。面对纠缠不清的双方，他压住怒火说：“难道财产比人更重要吗？先解决好孩子的抚养问题。”那时，妹妹刚被一个老师收养，只剩建华孤苦伶仃一个人。当村支书问她今后愿意跟谁一起生活时，看着沉默的亲戚们，小女孩竟然靠在了屈国礼的胸脯上：“我要跟着这位叔叔。”这话令所有在场的人都很意外。但是，屈国礼当天果真把她带回了家，没有要一分钱财产，很快就办理了领养手续。
已经出嫁并开了一家发廊的屈红，至今仍然对自己当初的正确选择而庆幸。她为自己挑选了一位好父亲，一位值得她骄傲的父亲，从此改变了她原本不幸的人生和命运。
小女儿屈琳是老屈1998年收养的。她因为患有先天性白内障，遭亲生父母抛弃，被浸水乡一个单身汉收养。不久，单身汉精神失常，还不到半岁的小可怜又陷入了困境。屈国礼下乡知道这件事情后，给妻子多次做工作，把小女孩抱回了自己家中。
一家四口的日子本就过得紧巴巴的，为了让儿子和大女儿上学，家里已经欠了不少债。小屈琳又在5岁时双目失明，屈国礼心急如焚，为了治好她的病，一直没有间断过治疗。2004年4月，恰逢爱得罗基金会在阆中市开展“光明行动”，老屈连夜筹集路费和医疗费用，再次开口向亲朋好友借钱。最后，花了4000多元，为屈琳植入了人工晶体。
在拆开蒙眼纱布的那一刹那，屈琳像一只欢快的小鸟扑向屈国礼的怀抱，小嘴里哭喊着：“爸爸，我看得见了，我看见你和姐姐了！”老屈更是高兴得泣不成声：“爸爸的乖女儿可以和小朋友一起，背着书包上学堂了。”父女三人抱在一起，哭成一团，在场的医护人员无不感动得陪着一起流泪。
父亲遗像前的忏悔
2007年1月27日，那是屈国礼家人最悲痛的日子，更是屈国礼刻骨铭心的日子，因为这一天留给他的是深深的愧疚和永远的遗憾，老母亲也因此曾经叫他“不孝子”。
那天凌晨，屈国礼73岁的父亲屈安清因脑血管疾病去世了。据浸水乡卫生院医生袁军回忆，在屈父病危期间，他曾多次给屈国礼打电话，要他回家多陪陪老人。“毕竟70多岁了，心脑血管疾病来得很快的。”
但屈国礼实在是太忙了，连父亲住院也是妻子刘碧华送去的。他除了送去几次医药费外，陪父亲的时间加起来也不超过两个小时。就在父亲去世的当天晚上，他还在七村协调处理一起涉及10多人的群殴事件。凌晨5时，母亲来电话告诉他，父亲刚才已经去世。听到这个消息，屈国礼泪水无声地落下。
回到老家，他轻轻地来到父亲的遗体前，用颤抖的双手点上一根香烛，“噗嗵”一声跪了下去，大声哭喊：“爸爸，不孝儿看你来了！”
屈国礼拿着父亲的照片，专门到城里找素描画家画了一幅头像，装裱后挂在自己寝室的墙上。每当工作中遇到困难时，他总会来到父亲的遗像前，希望父亲能为他想想办法；受了委屈，他总会尽情地向父亲倾诉；每当工作取得成绩，他总会向父亲报告，让父亲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